序言

大力推动传统出版业数字化数据化转型

适逢大数据轰轰烈烈席卷全球之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张立团队推出了《坚守与变革？遭遇大数据时代的传统出版业》一书。他们用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研究功底，为行业提供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令人欣喜。张立希望我为此书写一个序言，主题是出版业与大数据的关系。我也就借题发挥谈点想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当下社会矛盾的必由之路。社会矛盾的转换意味着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愈发从满足物质需求向满足精神需求方面倾斜。文化建设是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核心环节，而出版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担负传承文明、记录历史、传播真理、普及科学、资政育人的重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主战场和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建设的新阶段。大数据正在改变各国综合国力，重塑未来国际战略格局，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在技术研发、数据共享、安全保护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由此可知，大数据也将改变整个出版业。当前，出版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各出版单位应在这一大背景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围绕总局的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抓住知识数据化新机遇，抢占数字出版新高地，谋划未来新发展。

一要落实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出版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指出：“大数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标志着大数据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核心任务。我国出版业应做到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加快完善出版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出版业数字资源整合与数据开放共享，并推进出版业向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形成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切实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十五年前我就提出建立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和数字复合出版技术系统的计划，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我国走在各国前列。但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出版业要进一步重视传统存量资源与新兴大数据资源的融合，实施出版流程再造，用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提高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同时，新的内容生产方式也需要新的内容审核与新的内容管理模式的探索，也要充分运用数据技术。只有这样，出版业才能在大数据时代续写辉煌，才能既提供精品，又去除杂芜，真正成为新时期宣传文化战线的主力军，与主流文化的身份相称。

二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出版业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出版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向互联网学习，深层次把握用户和市场需求，善于利用大数据技术工具分析用户场景，提供精准的知识服务。对于传统出版单位而言，应继续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要求，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采集、分析，进一步压缩库存，减少重复出版，提高出版资源利用效率和出版内容服务大众的精准性，以分众化、对象化、个性化读者为主导，生产更多适应当前消费需求的产品。出版单位要特别注意自身出版业务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在选题策划、内容创新、产品营销、读者反馈等一系列出版流程中，学会合理运用大数据，从而科学准确判断市场需求，为广大读者提供高品质的精神食粮，在服务中实现出版业的发展目标。

三要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推动出版业向数字化和数据化方向转型。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改革创新是破解难题的关键一招。出版业要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推动产业向数字化和数据化方向转型。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大的发展背景，同时，大数据也代表着一种新的内容生产模式的变化。出版单位如果停滞不前、固步自封，依然按照传统纸质出版物的生产模式组建生产流程，一定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生存也很困难。所有出版单位应优化结构，把建立创新驱动机制放到出版工作的核心位置，使创新成为新时代出版人的内在追求。十八大以来，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成绩突出，数字出版收入规模，从2012年的1900多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5700多亿元，年平均增长达30%以上，2017年有可能突破7000亿元大关。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改革创新密不可分。可以说，改革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创新则提供了机制和技术上的支撑。多年经验证明，改革创新是出版业充满活力的根本因素，转型升级更要如此。

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出版业运用大数据水平。出版业是为人民群众直接服务的行业，要学会运用大数据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构建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服务创新体系。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互联网+出版”进程，提升出版业运用大数据水平，让大数据更好地服务社会。早在“十一五”时期，原新闻出版总署就规划了国家数字出版的九大工程，列入了国家规划，陆续推进实施。201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了数据化知识服务的试点工作。知识服务本身离不开大数据技术，同时知识服务也可以理解为是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具体应用。其核心点在于：通过知识服务，让传统出版业深入到各自的行业领域中去，用大数据技术，搭建数据采集与挖掘系统，建设平台和推送系统，与行业的用户需求和用户行为对接，使出版内容真正地服务每个用户个体，实现对人民文化需求的准确供给，提高出版业为人民服务的质量。

五要加大数字版权及个人隐私的保护力度，增强出版资源数据安全保护能力。出版业在发展大数据应用时，既要充满热情，又要保持清醒和理智。一方面要实事求是，根据出版单位的实际情况和技术水平、财务能力，找准切入点。同时，还要考虑大数据实施中的数据安全问题。出版单位是重要的信息安全部门，要高度关注数据安全问题，加强行业关键信息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进一步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出版业要依法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内容产品及个人隐私等方面的保护力度，实现信息内容数据的可管可控，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信息网络安全，重视个人信息的安全守护，全方位增强出版资源数据安全和反破坏的防范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本身就肩负着行业新型智库建设的任务。近年来，研究院推出了不少具有智库性质的研究报告，对行业决策大有益处，在业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值得肯定。该院张立等研究人员，潜心研究，汇聚众智，撰写出了《坚守与变革？遭遇大数据时代的传统出版业》一书。读了书稿，我认为该书至少有这样几个亮点值得一提：第一，在各行各业都盛谈大数据的今天，传统出版业和传统出版单位的数据规模究竟有多大？算不算大数据？其数据特点到底如何？该书创造性地对我国出版业近十年累计出版的书、报、刊等内容数据量进行了详细计算，让我们初步摸清了传统出版业的家底。第二，在此基础上，该书首次对传统出版单位已有的数据与互联网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提出了内容数据与用户行为数据的区别，两者的区别看似简单，实际上这正反映了传统出版业在向大数据与知识服务转型时，应选择的方向。第三，该书剖析了大数据对传统出版业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同时为出版管理机构和传统出版单位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提出了颇为中肯务实的建议。第四，该书案例丰富，不仅有传统出版单位开展大数据研发工作的案例，也有以百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的案例，内容翔实，分析细致，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富于创新性，读来令人思考，让人启发。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为业界提供一本大数据出版转型的重要参考，希望业内同志认真读一读。

2018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