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四库馆臣对唐代文献的初步整理

编纂《四库全书》之时，正当乾嘉考据学兴盛之际，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由于乾嘉考据学者主要致力于考经证史，热衷于文献的辑佚、校勘、辨伪以及文字的考释等工作，因此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所收唐代文献也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研究。

一 辑佚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不断增多，散佚也日渐严重，因此文献的辑佚也越来越受学者重视。早在唐代，马总就曾从前人的杂钞、杂记中钞录周秦以来诸子著作的散见材料，汇为《意林》一书，首开辑佚之先河。宋代学者郑樵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提出了“书有名亡而实不亡”的观点，认为“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许多亡佚书籍可以通过其他文献的采录征引来了解其中部分内容。宋人王应麟“旁摭诸书”,“搜罗放失”，钞录郑玄注释《周易》的内容，辑为《周易郑康成注》1卷；又搜辑齐、鲁、韩三家诗说，“检诸书所引，集以成帙”，纂成《诗考》1卷，“以存三家逸文”。王应麟的辑佚成就为保存古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后人辑佚古书在方法和手段上提供了借鉴。明代以后，书籍散佚的情况更加严重，且妄改甚至伪造古书的风气盛极一时，为了保存古代文献，有些学者开始专门从事辑佚工作。至清代初年，随着汉学的兴起，汉代的经学著作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学术界普遍重视汉代经学家的说经之作，但由于年代悬远，经书旧注大多散佚无存，因此搜集辑佚汉人说经之作就成了首要任务，也成为汉学家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流风所及，辑佚之风大兴，继而由经及史、由史及子、集部文献，大凡已经亡佚的周秦古籍，魏晋以后散佚的西汉经师遗说，以及历史遗文遗著乃至各种小说训诂之书，都成为辑佚的对象，为保存和丰富古代文献作出了贡献。在这种辑佚之风的影响下，保存了丰富典籍的《永乐大典》自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而《四库全书》的开馆，实际上也得益于利用《永乐大典》的辑佚活动，清代学者在辑佚方面的成就及影响是深远的。

清人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具体数目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本书采用司马朝军的最新研究成果，即“经部73种，史部43种，子部102种，集部175种，《四库全书》采辑《大典》本共392种”。此外存目者128种。在392种著录的辑佚文献中，有关唐代的文献共计17种，其中5种系伪书，暂不置论，其余12种文献，能够有幸保存下来并被辑佚成帙，其本身就已难能可贵，更何况其利用价值远远大于文献本身。如唐懿宗咸通初年，在安南经略使蔡袭幕府供职的樊绰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成《蛮书》10卷，因其任职地邻近南诏，“绰为幕僚，亲见蛮事，故于六诏种族、风俗、山川、道里及前后措置始末，撰次极详，实舆志中最古之本”。后来宋祁《新唐书·南蛮传》、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南诏事“多采用之”,“程大昌等复引所述兰 (当作澜) 沧江，以证华阳黑水之说”，足见此书在宋代已备受重视。但自明代以后，此书遂鲜见流传，“虽博雅如杨慎，亦称绰所撰为有录无书，则其亡佚固已久矣”。幸运的是此书因录入《永乐大典》而得以保存，又经四库馆臣从中辑出，大大便于后人利用。又如刘恂所撰《岭表录异》，记载岭南奇物异事，是后人了解唐代岭南物产及风土民情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古代有关岭南的舆地之书，如郭义恭的《广志》，沈怀远的《南越志》均已不传。“诸家所援据者，以恂是编为最古”。此外，《唐太宗》的《帝范》、南唐刘崇远的《金华子》，其价值都得到了四库馆臣及后人的肯定。而四库馆臣所辑唐代文献中，最有史料价值、广为后人研究利用且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唐语林》、《唐才子传》和《元和姓纂》三部文献。

《唐语林》是宋人王谠综采五十多种文献，仿《世说新语》的体例分门别类撰成的一部杂记，与刘义庆《世说新语》专尚清谈不同的是，其文中所载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此外，《唐语林》“所采诸书，存者亦少”，故“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但这样一部珍贵的文献，自明代之后就鲜见刊本流传，明代学者杨慎曾说：“《语林》罕传，人亦鲜知。”注1：武英殿书库所藏明嘉靖初桐城齐之鸾刻本系残本，书前有齐之鸾自序，“称所得非善本，其字画漫漶，篇次错乱，几不可读”。四库馆臣取《永乐大典》本与齐之鸾刻本“参互校订，删其重复，增多四百余条”，“又得原《序目》一篇，载所采书名及门类总目，当日体例，尚可考见其梗概”。

注1：(明) 杨慎：《升庵集》卷四七《姚谄武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381页。

自从四库馆臣辑出《唐语林》8卷本，又以聚珍版印刷行世，覆刻本很多，流传渐广。孙星衍所刻守山阁丛书本于《唐语林》后附有《校勘记》，钱熙祚又找出了一些条文的出处，还曾参照齐之鸾本辗转互校，订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之后，陆心源又用齐之鸾本对校，辑得佚文十四条。近年来周勋初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永乐大典》、齐之鸾本、历代小史本与聚珍本对校，同时还利用宋、元时人的多种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进行校勘，又辑得佚文十九条，并为《唐语林》中的大部分文字找到了出处，重新做了校订编排。在整理的过程中，周先生也充分肯定了《唐语林》的价值。周勋初先生认为《唐语林》尽管存在的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诸如材料来源不明，文字时见脱误，条文分合缺乏定准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这并不妨碍其史料价值。“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材料很可贵，研究唐代文史的人，一定得用作参考”。

《唐才子传》“原本凡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傅璇琮在其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前言中则言“书内立专传者二百七十八人，附见者一百二十人，共三百九十八家”,与《四库全书总目》略有出入。“其体例因诗系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诗名者不录。即所载之人，亦多详其逸事及著作之传否，而于功业行谊则只撮其梗概，盖以论文为主，不以记事为主也。大抵于初、盛稍略，中、晚以后渐详”。关于《唐才子传》的价值，明人杨士奇评价说：“盖行事不关大体，不足为劝戒者不录”; “又间杂以臆说，观者当择之”。而四库馆臣通过对全书的考证，认为其所记或有悖大义，或与史实不符，但仍然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与计有功《唐诗纪事》相比，《唐才子传》“叙述差有条理，文笔亦秀润可观”，其附于传后的评论则“多掎摭诗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艺林，于学诗者考订之助，固不为无补焉”。此书明初尚有完本，《永乐大典》全文录入传字韵内，不幸的是正好传字一韵亡佚，“世间遂无传本”。四库馆臣将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中的条目“随条摭拾，裒辑编次”,“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谨依次订正，厘为八卷”。虽非完帙，已得原书的十分之八。由于受时代限制，不论是杨士奇还是四库馆臣，都未能充分认识到《唐才子传》的价值。当今学者对《唐才子传》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尤其是随着傅璇琮先生主编、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的先后出版，学术界对《唐才子传》价值的认识始更加明确。

《元和姓纂》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宰相李林甫命林宝修撰的一部姓氏谱，在重视门第郡望的唐代，此类著作繁多，无足珍贵。而唐、宋以后，世风渐变，门第观念日益淡薄，因此唐代所修《大唐氏族志》、《姓氏谱》等大量谱牒类文献不为世重，大多散佚无存，仅有林宝《元和姓纂》因被《永乐大典》引录而幸存，然“皆割裂其文，分载于太祖御制《千家姓》下”，已非本来面目。幸好原《序》保留下来，可据以考知原书体例，于是四库馆臣辑出佚文，重为编排，依《唐韵》,“以四声二百六部次其后先”，又用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辨证》所引各条“补其阙佚”，依旧按原有卷帙分为18卷。《元和姓纂》失而复得，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四库馆臣对其文献价值的认识。乾嘉学者擅长考据，注重实证，而《元和姓纂》所征引的大量文献，诸如《世本》、《风俗通》、《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均已亡佚，“赖其征引，亦皆班班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

对于文献尚存而篇目遗佚者，四库馆臣也尽力搜求，俾成完帙。补遗成卷者有《渚宫旧事补遗》1卷，《颜鲁公集补遗》1卷。前者收入子部杂家类，《唐书·艺文志》著录《渚宫旧事》10卷，至南宋末仅存5卷，《四库全书》所收系江苏巡抚采进本，“今仍其旧为五卷”，又将散见于其他文献中的记载“别辑为《补遗》一卷，附录于后焉”。后者收入集部别集类，纂修者在《提要》中说：“今考其遗文之见于石刻者，往往为元刚所未收，谨详加搜辑，得《殷府君夫人颜氏碑铭》一首，《尉迟迥庙碑铭》一首，《太尉宋文贞公神道碑侧记》一首，《赠秘书少监颜君庙碑》、《碑侧记》、《碑额阴记》各一首，《竹山连句诗》一首，《奉使蔡州诗》一首，皆有碑帖现存。又《政和公主碑》残文、《颜元孙墓志》残文二篇，见《江氏笔录》,《陶公栗里诗》见《困学纪闻》，今俱采出，增入补遗卷内。”其他摭拾所得虽未成卷帙，而补入文献之末的零星篇章亦复不少。如唐张说《张燕公集》,《新唐书·艺文志》载其《集》30卷，今所传本止25卷，且“自宋以后，诸家著录并同”，可知其文集亡佚五卷由来已久。纂修者参考两《唐书》本传及《唐文粹》、《文苑英华》等文献，发现“其文不载于集者尚多”，于是“旁加搜辑”,“于《集》外得颂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状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启一首，书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志九首，行状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类补入。而原《集》目次错互者，亦诠次更定，仍厘为二十五卷，庶几复成完本焉”。

二 校勘

典籍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传钞刊刻，难免出现鲁鱼豕亥、讹脱谬误等现象，通过对一部文献的不同版本及相关文献记载征引的比勘，发现并尽可能地清除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衍脱、倒置、错简及其他诸类问题，以恢复古籍和有关记载的本来面目，是谓校勘。校勘是文献整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始于两汉，通行于宋，大盛于清。曾国藩在《经史百家简编序》中说：“惟校雠之学，我朝独为卓绝。乾嘉间巨儒辈出，讲求音声故训校勘，疑误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清代学者在文献校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校勘名家辈出，校勘的范围广、数量大，校勘方法和理论都趋于成熟。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开四库馆，至四十七年 (1782)，历时10年，凡校录书3503种，79330卷。存目6819种，94034卷。四库馆臣对收入《四库全书》的每部文献都详加校勘，正如《凡例》所云：“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

如收入经部小学类的《干禄字书》系颜真卿之伯父颜元孙所作，有湖本、蜀本流传于世。湖本系大历九年颜真卿任官湖州时，“尝书是编勒石”，蜀本系开成四年 (839),“杨汉公复摹刻于蜀中”,“今湖本已泐阙，蜀本仅存”。南宋宝祐五年 (1257)“衡阳陈兰孙始以湖本锓木”，清初扬州马曰璐又有翻刻，《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然证以蜀本，率多谬误。如卷首序文本元孙作，所谓伯祖故秘书监，乃师古也。兰孙以元孙亦赠秘书监，遂误以为真卿称元孙，而以序中‘元孙’二字改为‘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讹，殊为失考。其他阙误，亦处处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补阙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经部小学类所收唐人张参的《五经文字》成书后先书于屋壁，“其后易以木版，至开成间乃易以石刻也”。经四库馆臣考证，后唐长兴三年(932) 曾校勘雕印九经书籍，“此书刻本在印版书甫创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传耳”。收入《四库全书》的刻本是马曰璐据宋拓石经本缮写刻印的“摹宋拓本”，四库馆臣用石刻校勘，发现“有字画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及多处脱字现象，“今悉依石刻补正，俾不失其真焉”。又唐元度《九经字样》与张参《五经文字》相辅而行，遇明嘉靖年间地震，“二书同石经并损阙焉”，清代马曰璐用宋拓本刊行，“独属完善”，然“其间传写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收入《四库全书》时，馆臣根据石经残碑，“详加覆订，各以案语附之下方”。

《四库全书》所收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系内府藏本，载于曹溶《学海类编》中，经馆臣校勘，发现其中许多条目内容与李绰《尚书故实》相同，“间改窜一二句，其文必拙陋不通”。馆臣认为《学海类编》所收诸书“大抵窜改旧本，以示新异，遂致真伪糅杂，炫惑视听”。有幸的是《学海类编》的窜改尚有踪迹可寻，“今悉刊除，以存其旧”。又如《大唐新语》历代刻本较多，且书名各异，篇目不一，疏舛互有，四库馆臣用内府藏本“合诸本参校，定为书三十篇，总论一篇，而复名为《大唐新语》”。即使像辑自《永乐大典》无别本可校的《蛮书》，四库馆臣也想方设法，“谨以诸书参考旁证，正其讹脱；而姑阙不可通者，各加按语于下方，厘为十卷”。

四库馆臣不但辑出了《元和姓纂》，还对其进行了初步校勘，“其字句之讹谬，则参校诸书，详加订正，各附案语于下方”,此乃《元和姓纂》之一校。受此影响，不断地有学者不惮烦劳，为之补遗校勘。嘉庆年间孙星衍、洪莹据郑樵《通志·氏族略》、王应麟《姓氏急就章》、谢枋得《秘笈新书》等文献又事校补，补录了一些不见于《永乐大典》的遗文，是为二校；清末罗振玉撰《元和姓纂校勘记》2卷，是为三校；近世岑仲勉又广为搜辑，从大量文献中采录《元和姓纂》所记历代人物之事迹，逐一进行考订，并据以纠正前人辑校本的各类错误撰成《元和姓纂四校记》，鸿篇巨帙，令人叹服。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整理过程中，学者们对《元和姓纂》的价值认识也越来越明确。

三 辨伪

早在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国家图书时，就已涉及文献的辨伪。南朝刘勰发明文体辨伪法，对当时流行的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进行了考辨。唐、宋两朝，文献辨伪意识日益增强，方法日臻成熟，至明代中叶古籍辨伪学始告成立，到清代则发展到高峰。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首要任务即是对收集来的文献进行全面审核，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种文献的真伪问题及相应的处理办法，或舍弃，或著录，或存目。针对此问题，《凡例》有明确说明：

 

《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案也。迁流洎于明季，讹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膺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膺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其踵误传讹如吕本中《春秋传》，旧本称吕祖谦之类，其例亦同。至于其书虽历代著录而实一无可取，如《燕丹子》、陶潜《圣贤群辅录》之类，经圣鉴洞烛其妄者，则亦斥而存目，不使滥登。

 

就唐代文献而言，伪书的数量亦相当可观，据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所附《〈四库全书总目〉辨伪书目》的统计，有关依托或疑伪的唐代文献共计51种，其中以子部居多，而唐代文献中的伪书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文献真，作者伪。此类文献，就典籍内容而言确属唐人著述，而作者则系伪托。如著录入史部传记类、旧本题唐李翱的《卓异记》，经四库馆臣考证，其作者姓名及书《序》皆后人妄加：“《唐书·艺文志》则作陈翱，注曰宪、穆时人。案：李翱为贞元、会昌间人，陈翱为宪、穆间人，何以纪及昭宗？其非李翱亦非陈翱甚明。《宋史·艺文志》作陈翰，而注曰一作翱，亦不言为何许人。其《序》称开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乃文宗之末年，其次年辛酉，乃为武宗会昌元年，何以书中两称武宗？则非惟名姓舛讹，并此《序》年月，亦后人妄加，而书则未及窜改耳。”此书皆纪唐代朝廷盛事，故以《卓异》为名，而经过长期的流传，作者已不可考，后人托名李翱，致其成为伪书。

其二是后人托名唐人著作。此类著作较多，著录入史部地理类的《吴地记》，旧本题唐陆广微撰，四库馆臣先考辨作者之伪曰：“书中称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则广微当为僖宗时人。然书中‘虎疁’一条，称唐讳虎，钱氏讳镠，改为‘浒墅’。考《五代史·吴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始表钱镠为偏将。光启三年，始拜镠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景福二年，始拜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元年，始加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镠为彭城郡王。天祐元年，封吴王。至朱温篡立，始封镠为吴越王，安得于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将能使人讳其嫌名？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预称吴越？至钱俶于宋太平兴国三年始纳土入朝，当其有国之时，苏州正其所隶，岂敢斥之曰钱氏？尤显为宋人之辞，则此书不出广微，更无疑义。”继之又考辨文献非唐代著述曰：“王士祯《香祖笔记》尝摘其语儿亭，冯宅，公孙挺、陈开疆、顾冶子墓三条，又摘其琴高宅一条，于地理事实，皆为舛谬。又案乾符三年岁在丙申，实非庚申，上距周敬王丁亥仅一千三百九十年，实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于年数亦复差误。观其卷末称纂成图画，以俟后来者添修，而此本无图。前列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华亭、海盐七县，而后列吴县、长洲县事为多。殆原书散佚，后人采掇成编，又窜入他说以足卷帙，故讹异若是耶。”

其三是真伪羼杂。真伪羼杂的文献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前集真，续集或补遗伪。如著录入小说家类的《前定录》1卷，《续录》1卷，唐钟辂撰。《总目》考辨曰：“辂，大和中人，官崇文馆校书郎，《唐书·艺文志》作钟簵，未详孰是也。是书所录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则，与《书录解题》所言合。前有自序，称庶达识之士知其不诬，奔竞之徒亦足以自警，较他小说为有劝戒。高彦休《唐阙史》曰‘世传《前定录》所载事类实繁，其间亦有邻委曲以成其验者’，盖即指此书。然小说多不免附会，亦不能独为此书责也。《续录》一卷，不题撰人名氏，《书录解题》亦载之，观其以唐明皇与唐玄宗析为两条，知为杂采类书而成，失于删并。又柳宗元一条，乃全引《龙城录》语。《龙城录》为宋王铚伪撰，则非唐以前书明矣。”与前集真、续集或补遗伪相反，有的则前集伪、续集、补遗或附录真。如著录入集部别集类的《宗元集》3卷、附录《玄纲论》1卷、《内丹九章经》1卷，唐吴筠撰。馆臣通过精密的考辨，认为《宗元集》中的《序》及《吴尊师传》系伪作，而附录《玄纲论》为真，《内丹九章经》又伪，情形之复杂，于此可见一斑。

其四是存疑。四库馆臣在辨伪方面比较谨慎，对一时难以断定真伪的文献，也不妄下结论，一方面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另一方面还列举出了众多疑点，留待后人进一步考辨。如四库馆臣怀疑旧本题唐郭京所撰《周易举正》系宋人伪托，作者郭京“不知何许人”，“《崇文总目》称其官为苏州司户参军。据《自序》言御注《孝经》，删定《月令》，则当为开元后人。……今考是书，《唐志》不载，李焘以为京开元后人，故所为书不得著录 (案：焘说见《文献通考》)。然但可以解《旧书·经籍志》耳，若《新书·艺文志》，则唐末之书无不具列，岂因开元以后而遗之？疑其书出宋人依托，非惟王、韩手札不可信，并唐郭京之名，亦在有无疑似之间也”。又如辑自《永乐大典》的《岭表录异》，旧本题唐刘恂撰。四库馆臣怀疑刘恂非唐人，考辨曰：“宋僧赞宁《笋谱》称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作《岭表录》。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又馆臣在考辨《谭藏用诗集》的真伪问题时，列举四个疑点怀疑其为伪作，留等后人继续考辨。

总之，四库馆臣在辨伪问题上态度十分谨严，他们重证据，轻人言，对前人已经定性为伪书的文献也再度审查，不迷信古人，不轻信权威，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用科学的方法重新辨析。如集部别集类著录的唐孙樵《孙可之集》10卷本系毛晋汲古阁刻本，清初汪师韩撰《孙文志疑序》，认为孙樵所作除收入《唐文粹》的《后佛寺奏》、《读开元杂记》、《书褒城驿》、《刻武侯碑阴》、《文贞公笏铭》、《与李谏议行方书》、《与贾秀才书》、《孙氏西斋录》、《书田将军边事》、《书何易于》10篇是孙樵的作品外，其余15篇皆后人伪撰。四库馆臣没有采信汪师韩的观点，详为辨证曰：“《新唐书·艺文志》、《通志》、《通考》皆载樵《经纬集》三卷，《书录解题》称樵自为序，凡三十五篇。此本十卷，为毛晋汲古阁所刊，称王鏊从内阁钞出，前载樵自序，称藏书五千卷，常自探讨，幼而工文，得其真诀。广明元年，驾避岐陇，朝廷以省方蜀国，文物攸兴，品藻朝论，旌其才行，遂阅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得二百余篇，撮其可观者三十五篇云云，与陈振孙之说合。又称编成十卷，藏诸箧笥云云，则与三卷之说迥异。……然卷帙分合，古书多有，未可以是定真伪。且师韩别无确据，但以其字句格局断之，尤不足以为定论也。”

四 删繁补阙

在编纂《四库全书》并为所著录的文献撰写提要的同时，四库馆臣还对有些著录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校勘整理，对发现的问题也做了相应的处理。如著录入经部小学类的唐颜元孙所撰《干禄字书》系两淮马裕家藏本，是马裕之父据宋本翻刻，经四库馆臣与蜀本对校，发现马裕藏本“率多谬误”，因此在收入《四库全书》时用蜀本互校，“补阙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诸如此类的文献整理，校勘补遗，四库馆臣在纂修《四库全书》时还做了不少删繁补缺、正谬订讹的工作。

四库馆臣在纂修《四库全书》时，针对文献中出现的衍、误、倒、重、伪等问题进行删削，发现文献有误收篇章、滥入序跋、衍文误字等也一概删削。如著录入史部传记类的《魏郑公谏录》系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唐王方庆撰，主要记录魏徵事迹，书后附有明人彭年《补录》1卷，此外元朝至顺年间，翟思忠又撰有《续录》2卷，“世罕流传”。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了翟思忠的《续录》2卷附于后，又因为彭年所补“寥寥数条，殊为赘设”，因此予以删削，“不复附缀此书之末焉”。著录入集部别集类的《颜鲁公集》收有《干禄字书序》一篇，此文乃颜元孙作，颜真卿只是“书之刻石”而已。南宋留元刚在编辑《颜真卿集》时误以为真卿之作而收入其中，“亦为舛误，今并从刊削焉”。又唐李华《李遐叔文集》中原有《卢坦之》、《杨烈妇》二传，四库馆臣经“检勘其文”，发现此两篇都在《李翱集》中，当系编者误采，“今并从刊削焉”。

四库馆臣还对疑伪文献进行了校勘删节。如著录入子部术数类的旧本题杨筠松所撰之《撼龙经》，纯属无稽之谈，“盖不足信也”。然因其所论山川之形势，“颇能得其要领”，故历代盛行不衰。四库馆臣虽疑其为伪书，亦不废黜。又此书旧本有李国木《注》并所附各图，“庸陋浅俗，了无可取，今并加刊削，不使与本文相溷焉”。而著录入子部术数类旧本题杨筠松所撰的另一部著作《青囊奥语》,“旧本有注，托名刘基，李国木复加润色，芜蔓殊甚。又妄据伪《玉尺经》窜改原文，尤为诞妄。今据旧本更正，并削去其注，以无滋淆惑焉”。

五 订谬正讹

从《总目》的内容可以看出，编纂者除对著录文献进行删繁补阙以外，还不惮其烦，参考有关文献对著录书籍进行了大量订谬正讹等校订工作，有的还加案语予以说明，这种订谬正讹工作涉及文献的各个方面。文字错乱舛误者如宋吴缜《新唐书纠谬》,“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传》至《苏定方传》凡六条，皆全脱，而错入第六卷。‘郭潜曜姓不同’以下四条之文，重复舛误，已非完书。独两淮所进本尚属南宋旧椠，其《柳宗元传》六条原文具在，谨据以订正焉”。书名记载不一者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原本名《新语》,《新唐书·艺文志》及其以后的目录书均著录作《新语》，至明冯梦祯、俞安期等人将《新语》与李垕《续世说》伪本合刻，于是改称《唐世说》。后来商浚刻入《稗海》时，又于刘肃《自序》中增入“世说”二字，且《稗海》本佚其卷末《总论》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标题，较之冯氏、姚氏之本更为疏舛。因此编纂者“合诸本参校，定为书三十篇，总论一篇，而复名为《大唐新语》，以复其旧焉”。书名与内容不合者如唐张读《宣室志》，此书所记“皆鬼神灵异之事”，其书名“宣室”,“盖取汉文帝宣室受厘，召贾谊问鬼神事”。“然鬼神之对，虽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实不因鬼神而立。取以题志怪之书，于义未当，特久相沿习不觉耳。今特附订其失，庶读者有考，无相沿用焉”。注释脱误者如唐太宗李世民御撰之《帝范》，此书辑自《永乐大典》，旧本原有唐贾行、韦肃注，元人又在唐人旧注的基础上作补注，辗转传写，脱误较多，《总目》的编纂者在著录时“谨旁考诸书，一一厘订”，并“各附案语于下方”。文字讹谬者如唐樊绰《蛮书》，此书亡佚已久，因录入《永乐大典》而仅存，“文字已多断烂，不尽可读”，编纂者在别无他本可校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用有关文献“参考旁证，正其讹脱”,“而姑阙不可通者，各加案语于下方”。

对著录入集部别集类的《孟浩然集》所收篇目的考订，则更能显示出编纂者在订谬正讹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及所取得的成绩。此书系江苏蒋曾莹家藏本，前有天宝四载宜城王士源序，又有天宝九载韦滔序。“士源《序》称浩然卒于开元二十八年，年五十有二。凡所属缀，就辄毁弃，无复编录。乡里购采，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获。今集其诗二百一十七首，分为四卷”。蒋曾莹家藏本卷数与《序》文相合，而录诗262首，比原本多出45首。早在宋代洪迈已怀疑集中所收孟浩然《示孟郊诗》与其所处时代不能相及。有鉴于此，四库馆臣详为考订曰：

 

今考《长安早春》一首，《文苑英华》作张子容，而《同张将军蓟门看镫》一首，亦非浩然游迹之所及，则后人窜入者多矣。士源《序》又称诗或阙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赠，咸次而不弃，而此本无不完之篇，亦无唱和之作，其非原本，尤有明征。排律之名，始于杨宏《唐音》，古无此称，此本乃标排律为一体，其中《田家元日》一首、《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一首、《万山潭》一首、《渭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一首，皆五言近体，而编入古诗。《临洞庭》诗，旧本题下有“献张相公”四字，见方回《瀛奎律髓》，此本亦无之，显然为明代重刻，有所移改。至《序》中“丞相范阳张九龄等与浩然为忘形之交”语，考《唐书》张说尝谪岳州司马，集中称张相公、张丞相者凡五首，皆为说作，若九龄则籍隶岭南，以曲江著号，安得署曰范阳，亦明人以意妄改也。以今世所行，别无他本，姑仍其旧录之，而附订其舛互如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