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已有研究的回顾和讨论

在本书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以往国内外有关村庄的研究做简要的回顾和讨论。

1．关于村庄的起源和形态演变

传统中国有着广袤的乡村，探讨各地域村庄的起源及村庄形态，是学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日本学者山县干树等利用“满铁”调查资料探讨了华北村庄的起源，认为大部分村庄始建于明朝初年，多姓村庄主要形成于明末清初。国内学者王庆成依据方志、村图等探讨了晚清华北村庄的外部形态与村庄规模。认为华北多为中小村庄，百户以上的村庄并不多见，从而否定了传统上认为华北多巨型村庄的观点。黄忠怀研究了村庄形态聚合、分裂的原因，提出将村庙作为村庄独立的标志。在村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有学者对村庄的规模、村庄景观与形态差异进行了剖析，探讨了自然环境、人口、耕作制度等因素对村庄形成的影响，并根据村庄的形态与功能将村庄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研究了华北平原内聚性村庄形成的地理和社会影响因素。探讨了村庄景观、特征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及在地域上的差异。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村庄处于不同的区域，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开发历史、人口状况影响到村庄的形成及其发展形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关于村庄的结构及其特征

村庄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实体，究竟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它是怎样运行的？村庄的运行又有哪些特征？目前学界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村落共同体”说。日本学者提出村落共同体说。他们通过对村庄内部身份认证、坟地使用以及村庄内部组织的研究，认为华北村庄是具有高度集体认同感的内聚性的村落共同体。认为中国农村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在农耕、治安、防御、娱乐、祭祀、婚丧嫁娶等方面存在着乡土性的生活原则。其他许多有关宗族与村庄关系的研究实际上也支持了这一理论。美国学者黄宗智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将华北农村的结构视为村庄共同体结构。根据他的描述，大部分的村庄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其居民直接消费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村庄不仅划分居住的界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划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工作和居住的纽带关系，又常和宗族关系交织在一起而相互强化。从这一角度看村庄是一个闭塞的，或许也是紧密的共同体。

二是“宗族共同体”说。著名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里提出了“宗族共同体”的结构。他认为是宗族把乡村居民整合在了一起，人们的日常生活围绕宗族而展开，因而宗族共同体结构才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

三是“基层市场共同体”说。美国学者施坚雅在他的著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结构。其主要内容包括：①按照六角形的市镇分布，村庄是“标准集市”的组成要素，十八个村庄组成一个集镇，因此村庄并非封闭而是属于不同层级的市场；②基层市场体系内的一个成年人，在市场体系内买卖和交际，对基层市场区域有充分的了解；③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劳务会在基层市场体系内找到，通婚也是在市场区域内；④村庄的宗族与基层市场体系内同姓氏的其他村庄的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复合宗族”，而不同基层市场的宗族是各自独立的；⑤一些秘密会社，也是在基层市场体系内结成的，他们往往会形成对市场的控制；⑥宗教节日里的活动也是在一个基层市场体系内进行的，从而强化以集镇为中心的结构及其领地范围。

四是“文化权力网络”说。美国学者杜赞奇通过对华北六个村庄资料的分析，说明村庄乃至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是包含市场、宗族、宗教等各种关系、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的“文化网络”。杜赞奇倾向否定乡村共同体的存在，但是他又认为，“将乡村或概括为具有紧密有关系的乡村共同体，或概括为具有多种重要活动功能的实体这种区分十分重要”。因为，“进入20世纪之后，村庄越来越成为下层社会合作的中心，从以经济利益出发，属于哪个村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看来，杜赞奇的观点是认为乡村社会的结构无所谓“共同体”，但将村庄当作一种实体进行研究又具有重大的意义。

笔者以为，上述几种不同的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村庄的结构进行认识和概括。日本学者重视中国村庄层次的探讨，这种研究视角存在着精于细致的资料收集，注重村庄本身的结构特点，偏于描述，而疏于理论提炼的缺陷，忽视了村庄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美国学者施坚雅研究的资料基础是四川地区，其概括出的理论注重村庄与外部市场的联系，但对当时中国广大的内地农村而言，普通农户与市场的经济联系并没有他描述的那样密切和深入。村庄与市场的关系会因为村庄本身所处地域不同、当地经济发达程度、阶层分化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黄宗智对村庄各阶层的相对闭塞性的分析，认为农村人民生活的闭塞程度随社会阶层而异的观点，可能更符合实际。在任何一种结构中，村庄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所以不妨将村庄看作一个只是不同程度地交织在宗族、市场、宗教、文化规范之中的“村庄共同体”。

3．关于村庄的经济生活及与村庄发展的关系

美国学者黄宗智、马若孟等利用民国时期的“满铁调查资料”对华北数个村庄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土地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黄宗智通过对华北村庄中经营性农场和非经营性农场的耕地、劳动力与收入的分析，认为华北的小农家庭通常比依靠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能够容忍较低的边际报酬，使用雇工的经营式农场能够把劳动力的投入调整到最佳水平，但是家庭农场无法任意雇用或解雇劳动力，必须在拥有过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运作。当这样的相对过剩劳动力无法或不愿找到农业以外的出路时，常常在极低边际报酬的情况下工作以满足家庭的需要。据此他认为，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过密化”（又称内卷化）的发展，即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降低劳动边际报酬的方式获得增长，因此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经济属于“没有发展的类型”。但是根据同样的调查资料，马若孟却认为，从晚清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北的农业生产处于商业化进程中，有更多的集镇和农户依赖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农户极大地加强了使其经济活动适应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程度。村庄的数量增加了，有的规模也扩大了。

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研究虽然涉及村庄的社会结构、耕作制度、土地关系、内部组织、宗教信仰等村庄要素，但是其研究的目的显然并不是讨论村庄本身的特征，作者只是想通过对村庄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探讨超出村庄本身的更大的命题，比如揭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具象的村庄实际上被抽象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应属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畴，而非真正的村庄史研究。

4．关于村庄政治与乡村基层制度变迁

这一方面近年研究比较多。有学者分析了村庄中宗族、宗教组织、乡绅、乡约等各种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有学者着眼于村庄自身的发展，认为明清时期原先里社的功能下移，清中期以后，随着保甲制的全面实施，村庄与保甲共同构成了基层管理系统。到了晚清，由于保甲制度的完结，村庄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基层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单元。更多的研究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下进行，将村庄当作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交集点，主要从国家对乡村治理的角度，关注晚清至民国初年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的程度及绩效、乡村社会的反应以及二者的互动状况。杜赞奇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村庄中绅士以及村庄内部、村际之间各种组织如宗族、水会、看青会在职能上的转变，重点探讨了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政权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提出，国家权力的扩张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破坏了原有的文化权力网络，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是盈利型经纪代替了传统保护型经纪。国家赋予村庄以征收赋税的责任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力。清末新政的推行，村庄越来越成为基层组织活动的中心，村公会的成立以及被赋予征税职能，使得一个村民属于哪个村庄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国家政权建设在强化村落边界的同时，却并没有强化村落的内聚性特征，反而破坏了基层共同体的内聚特性。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和极端，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把基层共同体的边界划分得一清二楚，但是同时也把基层共同体的内聚力剥夺得一干二净。王先明通过考察保甲、自治、警察等制度在乡村具体的运作，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权力结构剧烈变动中所表现出的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冲突和融通。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避免了以往容易将村庄作为单个的孤立单位进行研究的局限，但是这一分析模式主要关注近代国家权力对乡村的影响及乡村基层政权的演变，而对村庄内部的分层与分化、村庄日常生活、村庄自主性与国家控制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研究不够。而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属于宏大叙事，它的不足是无法把握流动的日常生活事实，乡村的日常生活是丰富的、流动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并不是“发令者—接受者”的线性关系，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展现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使得国家的权力在不同的情形下显示不同的运作逻辑，而农民面对不同的权力运作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应对方式。乡民的日常生活叙事如何能够嵌入宏大的历史环境中，如何能将个人生活与国家权力运作联结起来考察和分析，这需要学者在研究中不断探索。

5．关于村庄文化及其变迁

这方面主要是从村庄神灵信仰、祭祀仪式角度进行的研究。如郑振满通过对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祭典的考察，探讨了江口平原村庄社区发展的模式。陈春声等人通过对福建地区神庙系统的考察，探讨村庄庙宇的空间格局及内部关系，说明区域性神灵信仰的变迁及其与区域历史、区域整合的关系。王铭铭则通过村庄个案描述了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风俗的“现代性”改造。认为国家政治文化的进入完全取代了村庄传统。郭于华等人通过村庄仪式变迁的研究，探讨了农村聚落变迁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所看到的各学科有关村庄的研究成果各有侧重，人类学注重研究村庄演变的历史过程，也重视村庄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村际关系、仪式活动、民间信仰等。地理学通过对村庄的规模、村庄景观与形态差异的剖析，探讨了自然环境、人口、耕作制度等因素对村庄形成的影响，并根据村庄的形态与功能将村庄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历史学则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村庄数量的空间分布状况，对村庄的历史景观以及村庄的内部组织结构也有一定的研究。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主要探讨了聚落形成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发育以及村落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此外，社会学有关村庄当前社会结构的研究，建筑学关于村庄建筑与环境的研究，都极大地丰富了村庄研究的内容。

总体而言，村庄研究对于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意义重大，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学界已认识到村庄研究的重要意义，但苦于有关村庄的一手资料不易获取，当前的村庄研究仍然是以宏观研究为主，大多数的研究仍然是笼统的乡村史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村庄史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缺乏对村庄生成机制以及村庄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而这正是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内容。今后村庄研究的趋势应是力求做扎实、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丰富的民间文献，以对村庄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家谱、碑刻铭文以及口述史料对村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实地调查则可以更直观地观察村庄的景观形态、生产方式、村落文化、选址布局等村庄要素。村庄研究的视野应进一步扩展，研究内容要更加丰富、充实。应该深入探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村庄数量的空间分布状况，村庄的规模、村庄景观与形态差异；村庄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村庄分化裂变的动力因素；自然环境、人口、耕作制度等因素对村庄形成的影响，村庄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以及与环境的关系等。剖析村庄形成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发育、村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村庄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村庄的领导以及村际间的关系，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目前国内外有关村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华北、华南地区，西北地区的村庄研究十分薄弱。西北黄土高原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发祥地，进入近代，既具有内地乡村的典型性，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引起乡村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区域，因而这一区域的村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黄土高原村庄研究作为区域研究个案，还可以提供与华北、华南村庄研究进行比较的类型，有助于深入推进中国村庄史研究和乡村社会史研究。将黄土高原村庄发展变迁放入更广阔的中国近代历史中探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