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长泰冤狱的前因后果

◎保鸿儒 林圃

保长泰，回族，清光绪十八年（1882年）生于宁夏县的保家户（现贺兰县金贵镇）。民国初年，涉足政事，当过堡长、区长。1938年，受人诬陷，含冤伏法，终年46岁。

保长泰出身阿訇，生前关心教门之事，早在1913年，曾会同教胞保清荣等人，主持修建了保家户清真寺（东大寺）。1915年，他又协同乡绅吴邦堂在东大寺设立清真学塾，向回族儿童施行经堂教育。于是，他受到穆斯林的拥戴。1919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兴办回民教育时，宁夏县保家户清真国民学校创立，推举他为校长并兼任董事长。其间，他毅然冲破不许妇女抛头露面的禁锢，倡导女童入学，并在家中开办妇女识字班。

1935年，保长泰当上了宁夏县第四区区长。时宁夏县第四区所辖地域八堡一户，东为通昌、通贵，南为镇河、张政（掌政），西为汉佐，北为潘昶、通吉，中部是金贵堡和保家户。保长泰在任区长期间，热衷公益事业，募集民工，修筑了通贵至宁夏省城（今银川市）的车马大道，沟通了城乡交通。由他首倡，使保家户的集市（后称作金贵集市）建立了起来，并由其筹划和执事，修建了一条长300米的街道，使保家户的市井形成，以致日渐发展成为后来的金贵集镇。

保长泰在区长任上，乐善好施，造福乡民，难能可贵。但是，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或者是在推行民国当局政令之时，不免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口碑相传，1937年保家户新立集市的时候，为了招徕客商，身为阿訇的保区长撇脱教规的约束，办起了庙会，请来戏班，在王家庙唱戏10天，时有省、县两级衙门的官员前来瞻顾。他们名为逛会，实有所图。保长泰忌来者敲诈勒索，便不亲不请，敬而远之。这样，他就得罪了某些人，从而给他埋下了一条祸根。

后来有人与南寨子的王典、冯亭之辈串通一气，诬告保长泰，说他贪污赈济款，又说他假公济私，役使民工为自己开荒种地。前者子虚乌有，后者乃宁夏县县长戴义赞（后调任宁夏省政府秘书）指使而为，责有攸归。尽管说，如上指控多有不实，可终使保长泰身陷囹圄，在劫难逃。

戴义赞，河南光山县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生。黄埔军校毕业，1928年，投入冯玉祥军队，在其部属马鸿逵的军训处供职，先后任少校军训员、中校组织科长等职。1933年，马鸿逵领兵入宁主政，他随从来宁。1936年，戴义赞出任宁夏县（后改名贺兰县）县长。

戴任县长时，保长泰是宁夏县第四区区长。戴令他为其开荒种地，他碍于情面，一口应承下来。之后，他除动用自家的劳动力、耕畜外，还向地方上殷实之户征调人力、物力为其效劳。

时为省政府主席的马鸿逵接到诉状后，下令“着即查办”。此时的戴义赞，有恐涉讼自身，暗中让保长泰把事情先一人承担下来，然后由其在外周旋营救。保长泰言听计从，揽事在身。他总以为问题不甚严重，谁知马鸿逵竟拿他来杀一儆百。1937年9月24日，保长泰终于饮弹而亡。

这起冤案的酿成，众目昭彰。一时社会反响强烈，民怨沸腾，各坊阿訇和一些知情士绅纷纷联名上书马鸿逵，从而马鸿逵又起杀人之念。

戴义赞恃才傲物，自命清高。他鄙视北京妓院提茶壶出身的财政厅长赵文府，从不投其所好。因此，赵文府对他怀恨在心，总是伺隙报复。

当此时日，马鸿逵以整饬财政纪律为名，传唤各县县长集合于省政府受其审理。时有平罗县县长王振东（天津人）得知情况，逃之夭夭。是时，马鸿逵气急败坏，凶狠地怒斥属下。那些县太爷面面相觑，人人自危，甚感吉凶难卜。

赵文府总算碰上了报复的机会，便向马鸿逵呈请法办戴义赞。1938年10月6日晚，戴义赞突然被捕。次日清晨，赵文府迫不及待地亲自审讯，指控戴泄密并策划王振东逃跑；追究其任宁夏县县长时挪用建设款，不能专款专用等等。当场，戴据理驳斥，毫不示弱，使得赵文府恼羞成怒。审罢，赵添枝加叶地给他罗织罪名，定要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当日，握有生杀大权的马鸿逵言出法随，在赵文府的呈文上挥笔批示：“处决！”

是日下午，戴义赞之妻孙慕珍即闻此讯。她哭天抹泪地四处奔走，寻找戴之好友设法营救。她心急如焚，托人向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及马氏其他家眷求请出面阻止。然而，马鸿逵避之不见，民、财、建、教四大厅长的海涛、赵文府、于光和、童耀华等幕僚也都龟缩在中山公园的怀远楼。他们匿影藏形，使之营救无望。戴义赞终究难免一死，于1938年10月8日，正值中秋节，凄然地怀恨走上法场，是年31岁。

摘自《贺兰文史资料》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