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西北城镇布局、治理与边疆社会稳定研究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本书共分大晟府官制考、大晟乐体制考、大晟府乐章及词曲考、大晟府词人及其他职官考、大晟乐流传考五章，对大晟府沿革、机构职能、职官任免、工作性质、大晟乐制作过程、推广情况、乐书编撰、曲谱流传和词派活动、词人生平、乐词创作、影响及相关史实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证。该书继承了前人通典、通志、通考的形式，体现了很强的开拓意识，有还原历史真实、纠正陈陈相因的成见、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和价值，对宋代文学、历史及音乐研

虽然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但在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也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元朝所设刑部，既继承了唐宋金刑部的一般职能，又因情势变迁，特别是在蒙汉杂糅的二元体制中出现不少显著变化，其中一些更是直接影响到刑部以后的发展走向。因此，元代刑部可谓从唐宋至明清刑部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书以元代刑部为切入点，对刑部本身的渊源、建置、官吏与职能，及其在五府官中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并进一步管窥元代政治的运作路径。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总报告对河南省社会治理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政府行为与社会治理篇，主要包括应急管理、创新管理能力、政府门户网站、公共服务、教育治理能力、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议题；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篇，聚焦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科技人才流动、妇女生育变动等议题；社会治理评价篇，从不同的角度对河南省社会治理进行了分析评价，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案例篇，通过典型案例反映河南省各地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努力和成果，为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本专著系统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的特征，并从新媒体传播规律出发，结合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实际，创建了相应的测评模型，对我国各地区应对新媒体能力之现状进行了量化测评与比较研究，深入探讨现阶段不适应新媒体的诸种状况及其原因，就新媒体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