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回忆（增订版）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上篇是《诗经》通论，首先，从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角度，考辨《诗经》的作者、时代、地域、结集、流传等基本问题，研读《诗经》的主要内容，审视《诗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论述《诗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成就，梳理了先秦至近代《诗经》研究的内容、特点和价值，重点分析了《诗经》的公案、谜案、悬案。其次，从地域文化和文学地理的视野，探讨了《诗经》“二南”与汉水流域文化的关系，以及《诗经》跨学科

本书的讨论对象是古典白话小说中所谓的“无事之文”，即在整个故事的叙述框架中看似“赘余”的“闲笔”。这些“赘余”笔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以认定与主干的故事情节不发生因果联系的枝节性叙事，另一部分可以笼统的概括为一些琐屑的指涉、叙述者介入对叙述造成的干预。本书以《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白话小说为例，说明中国古典小说通过是如何将多重事件与人物活动错综并置以模拟真实生活的共时性（synchron

本书运用语言哲学的语法分析和概念分析方法对魏晋南北朝文论中十个（对）文学理论范畴进行分析，力图澄清它们在逻辑、语法层面言说与在经验事实层面言说的混淆。这些范畴可以分为五组：第一组是道和情志，这是“本体论”层面的范畴；第二组是言意、形神和文质，这三对范畴描述的是文学作品的逻辑结构；第三组是神思和比兴，这两对范畴涉及创作的心理现象与创作方法；第四组是隐显和刚柔，它们是关于作品形态或风格的范畴；第五组是

明末清初诗坛，诗派竞起，然终离不开对明代复古诗派之论争。明末的公安派与竟陵派以至于清初的神韵说之出现，或攻其弊，或自成一家之说，而其与复古诗派的诗学主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殆无可疑。清代的沈德潜则是明末清初诗坛论争的总结者。沈氏从批驳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出发，以倡“诗教”作为突破唐诗的缺口，提出“以意运法”的诗学方法论，旨在突破复古诗派在诗论上的桎梏，导引诗坛走向创造之途。另一方面，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第一辑》选取了平襟亚、张资平、蒋光慈、沙汀、叶灵凤、张天翼、姚雪垠、罗洪、周楞伽、李辉英、王西彦、程造之、碧野、谷斯范、田涛、无名氏等多位中国现代作家的长篇创作进行论述阐释。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补充，本书意在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文学文本为原点，以史料为根基，关注长篇小说的时代经验、审美经验、文体追求，呈现出发展动态、微观全面的研究追求。不仅能完善已有的主流作家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约瑟夫·康拉德作品的最大特色是魔幻般的不确定性，无论在人格内涵、价值取向、思想意识还是在创作风格上都不是单一、明晰的，而是意义多重复杂且常常充满自我矛盾。这种含混朦胧的矛盾对立，不仅体现在康拉德小说中的重重文本谜团中，也同时投射到不同的读者身上，体现在读者根据个体经验的不同而对文本产生的多样性读取与阐释上。本书采用威廉·燕卜荪的复意理论，以期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探寻康拉德文本复意话语表现下的深层本

本书以唐代小说与明清相关题材戏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梳理为基础，运用文体学、文化学理论，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分析唐代小说与明清同题材戏曲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风貌上的不同特色。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唐代神怪、婚恋、豪侠等题材小说经由明清戏曲家的创作以新的艺术形式呈现。这种呈现既是明清传奇、杂剧对原有题材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明清戏曲家在故事本事基础上驰骋才情、抒发胸臆的艺术创造。

朱鹤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学者，有六部著作为《四库全书》著录。《杜诗辑注》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包含遗民底蕴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杜诗注本，与《钱注杜诗》被尊称为“朱注”“钱笺”，是清代杜诗学的奠基作之一，但长期以来人们难睹全貌。其主要优点在于正本清源又广博谨严的考证，故取精用弘，成就斐然，多为仇兆鳌《杜诗详注》采录，古人称其集大成，洵非过誉。